有些文化的劣根性，深藏在集体心理的深层，表现出一种近乎病态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倾向。它并不只是单个个体在暴力与压迫中认同加害者，而是整个社会、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复的选择，谁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数量越庞大，谁摧毁过更多生命，它就越愿意崇拜谁，把他们塑造成强人、英雄，甚至神话。这是一种对暴力的畸形膜拜，一种把屠戮视为伟业的错乱逻辑。
这种倾向的背后，往往有深刻的心理机制。被压迫过久的群体，很容易把强权与秩序混为一谈，认为能镇压、能杀伐的人，才能维系所谓的“安稳”。于是，越是铁血，越是残酷，越被歌颂为“有担当”，越是杀伐果断，越被解释为“有魄力”。这种自我说服，正是斯德哥尔摩效应在文化层面的放大版，受害者为减轻自己的痛苦，不仅认同了加害者，还发展出对暴力本身的依赖与迷恋。
久而久之，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价值秩序，温和者被视为软弱，仁慈者被看作无能，讲人性的人被讥笑为天真，而铁腕独夫则被塑造成救国之主、民族脊梁。非正常死亡的规模，仿佛成了“伟大”的隐形指标。杀戮越多，越能证明“他敢为”，越是血流成河，越能被当作历史的“转折点”。这种病态的崇拜逻辑，使得文化不断循环在独夫、民贼与强人崛起的恶性轨道上。
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崇拜还会反向塑造社会记忆。那些制造巨大苦难的人，不仅没有被彻底清算，反而在歌颂与遗忘的交替中，被粉饰为“历史的必然”，甚至成了后世教育中的“榜样”。在这种氛围里，下一代人会学到的不是警惕权力滥用，而是继续崇拜铁腕，不是珍惜生命的价值，而是继续相信牺牲是必要代价。久而久之，整个文化便对死亡的敏感逐渐麻木，对个体的权利愈发漠视。
这是一种恶性循环。越是喜欢强人，越容易产生新的强人，越是歌颂大恶人，越难逃离暴政的阴影。被压迫过的民族，本该对暴力保持本能的警惕，可当斯德哥尔摩效应成为集体心理时，他们反而会拥抱新的压迫者，甚至主动为其辩护，把被践踏的痛苦重新包装为“荣耀”。这正是劣根性的可怕之处，它不是单纯的愚昧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依赖。
要改变这种倾向，最根本的是让文化重新学会珍视个体生命，学会对权力保持怀疑与监督，学会对历史中的苦难进行真实的记忆和反思。否则，一个社会永远会在崇拜强人的幻象里，重复着被伤害、被收割的命运。
这种斯德哥尔摩化的文化，不仅绑架了当下的人，也绑架了未来的人。只有当人们真正能从中觉醒，懂得拒绝“以血为荣”，才可能挣脱这种顽固的劣根性。
（作者：微博博主地图杂货铺，时间20251002）